记者在平台联系到一名学生，对方需要代上一堂“新闻编辑”专业课，价格为20元。对方透露，老师虽不常点名，但可能签到，“缺课三次以上会挂科”。而被问及为何缺勤，对方给出理由：“给朋友过生日。”
上课当天，教室内有三四十名学生。记者跟随代课者一起进入教室。虽然记者与代课者都戴着口罩，但走进教室时已引起部分同学侧目。老师并未直接点名，却意有所指地提醒：“来就是来，没来就是没来，不要做不好的事。”有意思的是，代课者将此话转发给真实的学生后，她随即提出愿意多出钱。随后，老师要求所有学生通过“学习通”APP进行定位签到——代课者成功在课堂所在的相应教学楼内，用手机登录对方账号完成了签到打卡。有学生表示，此类定位签到十分精准，“必须在楼里，图书馆都不行。”
除专业课外，百人以上的公共课、通识课更是代课“重灾区”。记者发现，这类课堂“安静而混乱”。学生睡觉、刷剧、吃东西屡见不鲜，老师往往全程不干涉，甚至有教师对着话筒讲课仍声音模糊，后排学生基本听不清，但没有人举手提出。课堂秩序松散，身份核验几近于无。然而，在规模较小的实操课上，代课者较易暴露。有学生透露，曾有人在无人机课上因不敢操作而被老师识破，但后续如何处理并未公布。此外，高校学生会成员也会暗中关注平台动态，及时将问题上报。
11月体测季来临，“求代体测”信息激增。记者在“狐友”上注意到，一周内，位于海思路、龙源路与外青松公路的三所高校都有不少于10条公开的相关交易信息。在一场800米代跑中，真实学生10分钟前刚刚在老师指引下完成其他体测项目，而代跑者身形、衣着与其差异显著。不过，当代跑者仍以第一名冲线，报出代跑学生姓名时，监考老师未表任何怀疑，记录成绩后即放行。
记者发现，体测时几乎没有老师会核对身份信息。代考者接下一单龙源路555号的代测任务，按照指定时间前往学校操场为一名学生代考仰卧起坐、立定跳远与50米跑。现场老师未核对证件与人脸，仅按名单叫名测试。代考者顺利完成项目并上报“假名”与成绩，全程无人质疑。
几番接触下来，一套地下的“行情单”浮出水面。以冬季为例，冒着严寒早起或晚归的“辛苦课”代课费高达20-25元；普通时段则稳定在15元左右。而这笔费用，仅仅购买了“一个坐在教室里的身影”，如需应对点名、课堂互动乃至记笔记，每一项都是明码标价的增值项目，需额外付费。体测代考中的女生800米长跑则在50元左右，这只是跑进及格分的价格，若被要求跑出好成绩，价格会有所增加。
象牙塔匿名“悬赏”：审核难禁，校规难惩
不同高校的多名学生告诉纵相新闻，“狐友”作为校内常用的匿名社交平台，已成为学生讨论校园学习与生活的主要空间，甚至有教师坦言也在使用。这款搜狐旗下主打高校社交的产品，通过“圈子”功能聚合同校或同好用户。各高校“圈子”的准入机制不尽相同：部分需提交学生证完成身份验证，部分仅需简单注册即可加入。
11月19日，“狐友”发布《一起对校园失信说NO！》站内信，表态对代课、代考等行为持“零容忍”态度，并屏蔽相关关键词。其实就在前一天，《半月谈》发表《大学出现“专业替课”服务？是偷懒还是无奈》一文，亦指出“狐友”是学生发布替课交易的“主战场”。然而，用户迅速以表情包、谐音词等方式绕过审核，相关交易由此转入“地下”。纵相新闻记者随机检索上海及全国多所高校的“狐友圈子”，发现代课、代测类信息依然广泛存在。
事实上除“狐友”外，小红书、闲鱼等社交平台也已成为此类高校灰色交易的聚集地。
11月28日，纵相新闻记者就“代课代考”现象联系相关高校，校方工作人员均表示会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。其中一所高校“校长热线”接线人员透露，曾接到过关于体测代考的举报。该校学工部一位老师当天回电称校方非常重视这一问题，已经启动了清查与查处。
记者查阅多所高校管理规定发现，尽管“代考”普遍被列为严重违纪行为，涉事学生可面临留校察看甚至开除学籍的处分。相较之下，“代课”虽扰乱教学秩序，却未在高校校规中被明确定性与处罚。
代课灰产：不仅是诚信问题，更是价值选择
“老师讲课太差，不如去实习或做些自己喜欢的事。”这是记者在调查中听到的、许多学生选择“代课”的普遍理由。同时，一些课程严格的考勤规定——如缺课三次即面临重修——也让他们在权衡风险后，倾向于寻找“替身”。在此过程中，“老师不认识我”、“同学不熟”、“坐在后排很安全”等侥幸心理，共同助长了这套隐匿的课堂生存策略。
“将‘代课代考’简单归咎于学生道德滑坡，是片面且不公平的。”11月27日，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接受纵相新闻采访时表示，这一现象长期存在，“十多年前就有大学生用逃课软件。”他表示，互联网平台的放大效应使其从过去小范围的隐性交易，演变为如今公开化、规模化的灰色产业，数量的激增与能见度的提高，才引发了社会广泛焦虑。
在熊丙奇看来，许多高校采取的加强监控、加重处罚等治理措施，仅是“水过地皮湿”，甚至可谓“隔靴搔痒”，未能触及问题根本。“这些服务之所以拥有广阔市场，本质上折射出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深层的结构性矛盾。”
要根本性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推动系统性的“评价改革”——他提出了三个维度的转向：
对教师，扭转“唯科研论英雄”的指挥棒。当职称晋升与资源分配全然系于论文与项目，潜心教学、严格治学便成了一种“奢侈”。失去吸引力的课堂，是学生寻求“代课”的最初动因。对学生，打破“唯学分绩点是瞻”的单一标尺。当奖学金、保研、求职的门槛都系于那几个冰冷的数字，学分就异化为一种“通货”，而学习本身的价值与探索的乐趣则被消解。对高校，改变其评价标准和资源分配逻辑。当大学排名过度依赖科研指标，资源自然向能快速产出论文的领域倾斜，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便在制度上被弱化。
同时，熊丙奇指出，若高校对“代课”等失信行为放任不管，实则是默许了一种“作弊者得益”的环境，这对于严格遵守纪律的学生而言，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不公。但他也提醒，“代课”看似是一条捷径，实则剥夺了学生应有的学习体验与成长机会，“代课者并非真正的赢家，他们用短期利益交换了长期的能力缺失。同学们更应认清本质，专注自我，对自己负责。”
归根结底，“代课代考”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下高等教育生态中亟待修复的裂痕。熊丙奇说，这不仅关乎学生个体的诚信，更指向一个核心命题：我们的大学教育，是否真正提供了值得学生亲自在场的价值？
高校对这一现象会采取哪些管理措施？如何以真正优质的课程吸引学生主动回到课堂？这远非一日之功，却是高等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必答题。
纵相新闻将持续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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